从《红楼梦》当中贾宝玉跟秦钟、蒋玉菡的情感,到香港艺人张国荣同唐鹤德长达二十年的相守,中国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态度正处于悄然改变的状态。这个曾经被看作是“另类”的群体,如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范围之内,可是围绕着他们的争议、误解甚至是歧视依旧是存在的。
中国社会针对同性恋的态度并非陡然转变,而是拥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在遥不可及的商代就存有“比顽童”的记述,这是中国有关同性恋的最早文字记载,跟西方中世纪把同性恋者施以火刑不一样,中国历经几千年历史里不存在因同性恋活动判定死刑的记录,除去文革特殊阶段以外,官方从来没有系统迫害过这个群体。
在中国没有统一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产生了这种宽容,西方社会因宗教教义禁止同性恋行为,中国传统文化更关注“性”本身是否合乎礼法,社会学家李银河指出中国人反对的是“性乱”和婚外性行为不是专门针对同性恋,正因这样西方媒体曾把中国称作“同性恋者的乐园”。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始,学术界以及媒体着手关注同性恋现象,然而艾滋病于中国的现身却给这个群体施加了阴影。好多人把同性恋跟艾滋病画上等号,进而滋生出过激的看法。依据卫生部在2004年末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感染率大概是1.35%,李银河所掌控的数据还要高,达到了2.5%至5.4%。
存在于同性恋群体内部的是针对此的不一样的看法,众多同性恋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吸毒、滥交之类的问题在异性恋人群里面也是同样有存在的情况,不能够因为这些就去歧视整个群体,浙江爱心同志工作组负责人王先生坦率表示,男同性恋者结交朋友基本是借助酒吧、浴池以及网络,男性的生理特性使得性需求比较大,性伙伴数量过多的确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在2004年8月8日的时候,央视播放了《以生命的名义》这档节目,它首次对中国社会里的同性恋现象进行公开报道,平常隐匿于角落的同性恋者走到了前台,平静地讲述自身的故事,虽说有观众针对节目把同性恋和艾滋病联系起来这一情况提出了异议,并且还忽略了女同性恋者的存在,然而这期节目在我国主流媒体当中的出现依旧具备重要的意义。
之后,国内媒体的报道,不再只是局限于艾滋病防治以及猎奇心理方面。北京电影学院的副教授崔子恩等公众人物,开始公开谈论同性恋话题。1995年,北京的同性恋组织“中国彩虹”,向海外发布公开信。1998年到2000年期间,同性恋者网站大量出现。信息传播渠道的拓展,使得这一群体从隐秘状态走向公开状态。
李银河所做的调查得出这样的结果,同性恋人群里存在自杀念头的占据比例为30%,而实施过自杀行为的居然占到了10%,在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其实是无数个体处于自我认同跟社会压力之间的痛苦得不知如何才能解脱的挣扎,她持有这样的观点,人的素质从根本层面上会对关于同性恋的看法产生影响,同性恋者一定要强化对自身的认知,别人有可能不理解,然而自己必须要接受当下的现实。
全国各地出现的公益性同性恋小组,在提升自我认知这个方面,是发挥着重要作用的。1981年的时候,《大众医学》发表了张明园介绍《红楼梦》里同性恋现象的文章,文中认为同性恋是不是病态,并没有定论。1985年,《祝您健康》发表了阮芳赋的文章,明确表示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其实就是多数人欺负少数人。
李银河曾被外国记者询问,中国同性恋与外国同性恋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她给出的回答是,中国的同性恋者大都会和异性结婚。在2004年9月2日晚上,有多名男同性恋者去到了京城某专门举办女同性恋聚会的酒吧,而他们所讨论的内容乃是“假结婚”问题,也就是男女同性恋者构建起形式上的家庭,以此共同应对来自家庭以及社会的压力。
这仅能称作是没有法子的法子,李银河觉得,同性恋者乃是有各项权利的中国公民,其结婚诉求理应获得承认,自1990年她跟王小波对数十名男性同性恋者开展个案访谈并发表《他们的世界》开始,直至2004年卫生部首次公布中国男性同性恋人数以及艾滋病感染数据,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依旧遥遥无期。
国外开展同性恋解放运动已几十年,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毫不怯懦地承认自身性倾向,加拿大等国家甚至通过立法来承认同性婚姻。在不知不觉间,伴随对同性恋认知的不断深入,国人针对这个群体的态度正发生着改变,从起初觉得同性恋“奇异”,到日渐理解这并非疾病,中国社会已然走过了一段长度不算短的路程。
李银河觉得这才是同性恋解放运动于中国的理想化情形,只是这条路究竟还要走多长时间,根本没人能说得上来。当下,当我们提及同性恋的时候,我们所谈及的是2004年那期央视节目的胆量,是无数公益小组的悄然奉献,是每一个勇于直面真实自我的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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